东莞厚街镇农民工的故事

胡廷鸿

　　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如何来认识记者这个职业。依稀记得还未走上记者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唯一的印象是记者很“累”，但当时对新闻的理想还是有的，以至于很乐于去做这个行业。除去在别人眼中“高尚职业”这层因素，至少曾很享受“比别人多知道一些事儿”这种优越感。

　　确实如此，因为要采访或者深入到平民大众中去，抑或是要时常去接触一些企业、专家，所以作为记者懂得比常人多，接触的人也较多。但在接触诸如抱怨、哀叹、谩骂等此类采访情绪后，常有一种悲悯式的感慨。而这种感慨又因为新闻的客观性不能出现在新闻作品中，以至于在新闻的背后，完全是不同的两种心境。有高兴的，不高兴的，也有十分有趣和搞笑的，人生的百态和人物角色都集中在“采访”这部电影之中。
 
　　一直以来深受《南方周末》知名记者傅剑锋的写作态度，他说，记者要用温情的笔触去记录这个社会。的确，当我们以记者的身份走进别人的酸甜苦辣的时候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既不能拯救，也不能袖手旁观，唯有常怀宽容之心记录下来种种影像，让自己和别人都能看到。

　　记者有时候很压抑，但也很有乐趣，比如在采访中遇到的二三事，细细体味，别有一番体验。今一一道来，以飨观众，权当饭后谈资，可一笑而过。

　　上月，因为要采访东莞家具企业的缘故，便出差到东莞的厚街镇。厚街是东莞家具产业的主要集中地，有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的美誉。

　　上午11点左右到达厚街，一出汽车站，便感觉一头雾水。初次到这个空气中充满各种污浊气味的工业小镇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汽车疾驰而过时扬起的灰尘。匆忙掩鼻而过，深深的闭气良久，方才呼吸，着实难受。

　　厚街本来只是中国无数小镇中的一个，如果不是大量制鞋、家具等轻工业企业聚集，厚街不会吸引大量来自四川、河南、湖南等地的民工到此。来之前，以为在周末会看到一批热闹繁华的景象，但实际上街上的人并不多。

　　由于第一次来这个陌生的地方，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。由于事先决定要去厚街国际家具城，但并不知道它在厚街镇的什么地点。

　　正在路边琢磨，一个年纪30多岁的人骑着电动自行车过来，“老板去哪儿？”

　　“去厚街国际家具城要多少钱？”见这人过来，便知道他是一个在街上拉客赚钱的“车夫”。

　　“10块钱，”见我不作声，他赶紧说，“老板，那地方有点远，10块钱已经够便宜了。”

　　由于担心被骗，起初对他还心存戒心。谈话中听出他略带四川口音，心想原来是老乡。便用家乡话问：“你是四川人？”

　　“我是四川成都的？”那人一听我用四川话，赶紧用成都话回答。

　　电动车后座很宽，上面加上了皮垫子，由于价格便宜便上了这个四川老乡的车。

　　他说他叫陈志军，来东莞打工6年了，现在一个人在这边。老婆孩子都在成都老家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看看妻儿老小。

　　坐在他的车上，总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他载着我在大街上一边和我说话，一边狂奔。正是中午时分，镇上的人很少。他说今天是周末，镇上打工的人都到街上玩耍，已经够多的人了，平时根本见不到这么多人。

　　他说：“现在很多打工的民工都回家了或者去其它工资高的地方了，很多工厂找不到工人。”来之前，就知道东莞从去年就开始出现民工荒，这是08年经济危机后东莞出口加工企业遭受的又一个产业困难，这已经是珠三角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。

　　但没想到半年之后民工荒现象并未缓解，反而随着出口订单的回暖有所增加。

　　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，根本不关心“民工荒”问题，他们关心的工资太少了。如果工资低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考虑辞职不干或者去江浙一带。

　　陈志军说，工厂工资低，加班时间有多，赚不了钱。“最赚钱的就是骑车拉客人。”他说只要工厂不开工，就跑出来拉客。但由于广东禁摩，只好骑电动自行了。

　　“为啥子呢？”我好奇的问。

　　“生意好的话，我一天能挣二三百块钱，比打工强多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他还说，虽然白天不准开摩托车，但是一到晚上，摩托车就像从地理冒出来一样满大街都是。

　　见我满脸疑惑，他好像有点欣喜。“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晚上出来的摩托车都是拉小姐的？现在小姐出去做性交易都有专门的车迎接送。只要给司机抽层就可以保证安全。所以现在很多打工的人白天上班，晚上就出来拉客。”

　　他说，他也是经常做卖淫女的生意。但是现在东莞扫黄很厉害，出来做的人少了，晚上生意也少了。他听一个老乡说，福建厦门工厂工资高，那边不禁摩，而且小姐并不比东莞这边少。在老乡的劝说下，他准备过段时间去厦门。

　　“听说做小姐的都是一些工厂做工的女的？”“都有，工厂打工哪有做这个生意来的快嘛，我们厂头不少女的现在都不上班了，专门做这个。”

　　“你一个人出来打工，那你不上班时间都做啥子呢？”

　　“喝酒、打麻将啥，没得其他事情做，只有打牌耍了。”他说，平时闲暇的时候，就去厚街镇的广场上耍，广场上有各种文体活动。他说有唱歌跳舞的，有玩杂耍买跌打药酒的。。。。。

　　“还是喝酒打牌最安逸。”

　　“你一个人在这边，没得老婆孩子陪，你习惯不习惯？”我又问。

　　“啷个不习惯呢，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。”

　　他说，他原来当过兵，胆子大，不怕打架，脾气火爆。“四川人都是不怕，我一对一单挑从来不怕，有一次几个人把我围起来，我都不怕，最后把他们都放倒。”

　　说话间，他颇为得意。他接着说，有一次因为迟到半分钟，就被女管理发现扣钱。为此，他和工厂一个女管理吵了一架，最后那个放言要叫人打他。“我才不怕，敢打我，我就让她消失。”

　　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有几分地痞流氓气的人。他还说，他有时候他会背着老婆出去找小姐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有点惊讶，或许对大多数出来打工的人来说，出去鬼混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“万一被老乡知道，闲言闲语十分难听。但我就是不让他们晓得。”

　　他还给我讲了很多他打工时候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讲，也许因为我是他老乡的缘故。

　　但对于一个背井离乡，打工挣钱回家糊口的民工群体来说，他的确算是一个“个性”十足的人。不过，仔细想想，民工也是人，也有他们的圈子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。

　　有时候在思考，农民工是否是一个弱势群体？是一种地位和财富上的弱势，还是一种精神上的？现实是，在很多民工聚集的地区，他们生活在简陋的棚户房里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娱乐，没有城里人的感觉。他们希望拿到高工资和轻松不加班的工作，但似乎不太可能。

　　不容忽视的一个情况是，社会对农民工精神和感情上的关怀甚少。没有人去管他们的来来去去，他们仍旧在自生自灭的甬道中穿梭。除了出卖自己的力气，他们好像没有丝毫上升的空间。

　　若干年后，他们便回到自己老家，落叶归根，仅此而已。